第3章 晏甫良
【晏甫良】
每日不到夜里三四点，晏甫良是不能合眼的。他自从在阎县驻扎下来，剿匪的事没干多少，打牌倒是一天都没有落下。那天晚上，县里的人又办了好些酒菜，有酱肉、酱鸭，熏鱼，红烧蹄子，卤牛肉，还有整整一只小肥鸡。他们平日里吃的肉菜，都是县里的士绅认捐的，十分丰盛，生怕一个没招待好长官们，就要被拘至营里挨军棍。因为晏营长虽说是来剿匪，其实比土匪还利害。先前黄衣会来抢过一轮的钱，他又要来收一遍，美其名曰要“助饷”。还一来就占了车氏祠堂——那祠堂本是用作学堂的，现在学生也只能另寻上课去处了。他麾下那些穿蓝灰色北洋军制服，打绑腿、戴制帽的士兵们，把学堂里的板凳劈了当柴火烧，在中庭天井里做饭，熬猪油，烤年糕吃。堂屋里的桌子上，密密麻麻摆着祖宗牌位，上头拿金漆写着些名字，像是“车五六”、“车二百”之类，现在底下都养了鸡。祠堂大门的墙壁上，原本画着《囊萤映雪》的图样，如今也被人拿浆糊贴了层层告示。最新一张写的是：城隍庙前戏台暂不许使用。
把手下的兵安顿在祠堂里，他自己占了原先的知事府。虽然是有些不妥当，因为官长理应与兵士同甘苦。但祠堂太小，去了也是占连长们的地方，县府反正空着，胜过去占民房。且阎县的地方官僚们，以徐文香为首，警局局长也好，税务官员也罢，都已不知去向，他担任维持地方治安，是这里事实上主事的人。再则还有个不住军营的好处，那就是每日早上的起床号吵不到他。晏甫良每夜抹牌事业大忙，白天是不到日上三竿不得起床的。操练的事，都由副官黄裕馨主持。他自己有次亲自上阵监督出操，结果因为没有睡足，两眼通红，把全营吓得如同见了鬼。他自己也有些顾虑，怕有人说他私设赌局，往上头告他的状。所幸他除了爱叉麻雀、打同花顺子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不沾烟土，酒量又好，难得喝醉。做了营长后，也不怎么逛窑子，和别的军官相比，确实可称秉性纯良了。
阎县绅民们，因这几年东南战事频繁，地方不靖，许多都变卖了乡间的田产，搬到上海去住。留下来的人当中，管事的要数车氏族老、光绪三十年秀才车大乾。车大乾刚中秀才，清廷就废了科举，断了他的仕途。不过他屡试不中，初登秀才那年都已四十有一，其实也没有什么仕途可言。他既有一些家产，又不以种田为业，便安于在阎县做个乡绅，不往外头谋生计。平时除管理族中事务外，就是兴办学堂，捐修水井，作些文章。车氏是阎县大族，人丁颇盛，也不是个个都服他的气。但遇到政府或军队的人下来，往往还是推车大乾出来周旋。民国九年，上面来了人，把车大乾的学堂评定为“初等小学堂”。车大乾本人也得省长训令，被任命为小学堂校长。于是阎县之人，都改口叫他车校长。车校长被晏甫良的军队占了祠堂，没法奈何，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吞。还得隔三差五去知事府说情，求官长早日剿匪，再把“助饷”的事往后移一移。充饷项的钱，阎县一时拿不出，但车大乾为了把样子做足，特地将学堂的小孩子拉出来，给晏甫良唱自己新作的《助饷歌》：
官长功劳大如天，我们急急把粮捐。
你不捐，我不捐，土匪来了死道边。
几十张小口叽叽喳喳，唱得精神抖擞，沸反盈天。车校长甚为得意，问推广全县传唱如何。晏营长大为感动，马上下令：小学堂须认真上课，不得随意放假唱歌。车校长马屁没拍成，非常郁闷，晚上还得陪晏甫良叉麻雀。晏甫良私设赌局，一是为了打发时间，二是想换点现洋。原来他们的月钱都是拿军用票发的，贬值飞快，在外还不好流通。于是就想到了找本地有钱人开刀，输了就赔他们些军用票，赢了倒要他们拿袁大头出来。士绅们明知姓晏的就是在强换现洋，有时还动手脚做局，却也都没有办法。晏营长翻了谁牌子，谁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作陪。
这天吃过晚饭，酒饱饭足，晏甫良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站在门口往外瞧。已是暮晚时分，庭中四面墙围起来的一块天，现出一种蓝中透黑的寂寥颜色。晚风吹得屋后的竹林簌簌作响，檐下有几只蝙蝠，绕柱翻飞。一条黑色土狗朝门口溜来，四蹄刨地样的小跑，模样很矫健。这黑狗原本是无主的，头上有一撮很显眼的白毛，军队初来时，好多人想宰了吃，他觉得它可怜，便留了下来，养在知事府里。它也晓得每日天黑后，军官们吃完饭，总有些肉菜骨头剩下，所以到了时候就总来讨。晏甫良让它进到屋里，夹了只鸭头丢给它，又给了吃剩的几片牛肉。营附老鞠看到了，感慨说：“狗东西命真好！”黑狗把东西叼到角落里吃完，又摇着尾巴过来，前爪趴在晏甫良腿上，拿鼻子来蹭他的手。见他皱眉，便慢慢打了个滚，躺在地上，肚皮露出来，要人摸。
他觉得稀奇：乖乖，这么一个狗东西，也会卖好。说起来，阎县的人，也同阎县的狗一般，不论是军阀来了，还是土匪来了，都没有好法子，只能就地一躺，听天由命。他还记得初到阎县时，他也才刚升营长。早前他的四营与皖军鏖战，把东南轰了个底朝天。上海红十字会的人来清理战场，都辨认不出炸烂的尸体，只能一律拿石灰深埋了，再插些竹杆作标记。战情刚缓解一些，原营长又调走了，说是要升到司令部去。晏甫良时任副官，年纪算轻，但资历不浅，又立过战功。于是由陆军总长呈请，经大总统批示，擢升营长，授为步兵少校。发了一套新的少校军服过来，又调来个炮兵连，让他打前锋，把队伍往北开，防御南下的奉军。他日夜行军，在临近阎县时，受黄衣会伏击。四营精锐之师，有四尊德国克虏伯大炮，不到半日就将那群乌合之卒轰得作鸟兽散。后来入城时，只见城门楼被枪弹打得如同蜂房，主街两旁的店铺，都没来得及拿铺板封住，门前院里一张张木桌上，还摆着给黄衣会匪众吃的斋饭，筷子散了一地，几个没碎的碗里，又是米饭又是灰。会匪撤退时，把库房洗劫一空，放火焚毁茶厂衣庄数家、房屋十余间，又拉了许多青壮男子上山。他们走在街上，竟好久见不到一个活人。时任知事徐文香和阎县警卫局长一众人等，连夜坐汽轮逃跑。剩下许多无处可逃的百姓，只得躲到福音堂里。福音堂里有个外国人，穿一身棉布中国长衫，见到他们就浑身抖战，吓得半死，直嚷着让人把他的美国旗子挂起来。回过魂来后，自称姓米名爱石，人称老米，是个西医师，美国差会派来的，在阎县行医传教。晏甫良一见那面美国旗子，就心底一凉，因为这福音堂也让给他炸损了一角。所幸米医师除受惊外，并无大碍。又宽慰避难的百姓，说他们是官兵，已将土匪赶走，不必担忧。
接下来又将保甲、团丁都叫来，挨家挨户搜人。晏甫良剿匪略有些经验，知道匪帮往往良莠参差，与地方盘根错节，遂下令清乡，清查户口，命令绅民相互举报，如有勾结，连坐治罪。果然搜出许多黄衣会练功打拳的符咒、缨枪，水缸之类，更有画着猪八戒、孙悟空画样的腰带，写有“奉天命清君侧”、“帝出三江口，阎地作战场”字样的旗子。于是把人都绑了，拿几块木板拼在一起，中间挖个能容人伸头出去的洞，全枷到军营里去，日审夜审，终于把底细查清楚。原来这黄衣会本是个土匪帮，领头的是个半老徐娘，人称杨小妹，听说虽然扎了小脚，但左挪右腾，一手一个盒子枪，打起仗来不输男子。这帮匪徒前几年游窜各省，没混出什么名堂来，不知什么时候，竟和妖道混在一起，自称刀枪不入。每次上阵前，由老道作一通法，再把符咒烧化，和水吞服，便中了邪似的，冲锋陷阵，如飞蛾扑地，所向披靡。几月前，黄衣会到了阎县，占了一个山头，就开始打家劫舍，绑肉票，阎县一些游手好闲之人，也被吸收进去，日夜打拳。
他刚把匪事报给团部，就听闻了休战的消息。两军订立了和平公约，均从上海撤军。上头便让他先不把队伍开走，而是守住阎县，原地剿匪。那见风使舵的徐文香，一听说局势平定，又坐汽轮回来，还想接着做他的知事，哪知东南早就已经变了天。将他拱上这个位置的人，是奉系的官僚，那警卫局的局长，更是奉军的旧部。自去年大战之后，奉系树倒猢狲散，他们早就失势。也怪徐文香自己不争气，竟然是个文盲。于是晏甫良给他安了个“目不识丁”的名头，让他滚蛋。
没过几日，上海报纸密密麻麻的“外埠消息”里，就添了一则新闻：
驻防阎县陆军第五混成旅第二团四营晏营长甫良，军纪严明，剿匪得力，阎县士民已分电旅长苏镜山，团长罗济民，恳请留防常驻。
这晚美孚灯下坐着搓麻将的四个人，年纪不齐，来历也不一。晏甫良最扎眼，因为他时时要作出一副沉着威严的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当官长的。一旦把胡子刮干净，理了发，还能看出几分漂亮来。他的上家是副官黄裕馨，从别处调来补他原副官的缺，年纪比他还小个一两岁，也是军校出身，话不多，人挺斯文。他下家是吴连瀚，一个本地开茶庄的，平时不常同他们打，今天倒霉，被拉来凑角。对家是营附鞠雄才，大家都叫他老鞠，与晏甫良在军中共事多年，牌品极差，输了就骂人，有时还耍赖，赢了就喜形于色，洋洋得意，着实不是个东西。老鞠下了牌桌，也是个狠脚色，做连长时体罚他连里的小兵，曾弄死过两个。但他上阵也冲在前头，数一数二的能打。老鞠生在贫苦农家，想往军中觅一个吃饭去处，奈何挤破了头，连考了两年，也没考上军校，只得“自愿当兵”，从最底下慢慢做起来，这才做到了今天位置。因为行伍出身，仗着资历老，对军校生不大客气。
几人一边抽烟摸牌，一边说话。黄裕馨说，前几日有人打架，乱放枪，已经处罚了。晏甫良嘴里正叼着纸烟，伸手摸进一只七筒，“砰”的一声打出去。手上闲下来，才把烟挪到指间，说要整饬营规，改日全营训话。又说，白日里从上海又来了一个美国人，堪称飞来横祸。“还有那个姓梅的，真是条洋狗，美国公使长、美国公使短的，借洋人来压我一头。”
黄裕馨也摸到一只，码进来，说：“这牌稀烂，打得没劲。”
晏甫良又说：“但留他在城里，也有个益处。”他这一轮摸到张好牌，正专心琢磨怎么打，舌头都有些抻不直来，说：“也有个益处，又来个美国人嘛，也有个益处——”
老鞠忍不住道：“什么益处，你有屁快放。”
“城里有几个美国人，就能让他们就不敢开炮，要是轰死个美国人，就完蛋了。”
老鞠嘘他：“江阴的福音堂，年初还不是让毕庶澄给轰了个稀巴烂。”
“江阴的福音堂里，又不一定有美国人。”
老鞠急了：“你懂个屁？没有美国人，哪来的福音堂？美国人修福音堂，要先杀一对童男童女，埋在横梁下边。还要滋尿在上头，美国人的尿，还格外骚些。”
晏甫良骂道：“你尝过？”黄裕馨在一旁奸笑。晏甫良又教训道：“这屁话也信，你他妈就活该让老子管。”
几位长官都火气大，因为这一局又让吴连瀚赢去了，只得骂骂咧咧地抽票出来。谁知吴连瀚连赢了几局，要见好就撤。吴老板深知赢了不过得些废纸，输了倒要给真金白银，早盘算好了脚底下明白。晏甫良也没办法，只得放他回去。那人一走，他就气急败坏地开骂起来：
“你们两个憨逼，牌技稀烂，又让他跑了！”
老鞠也回骂道：“明明是你他妈瞎点炮！一天到晚就想做手大的，你胡不了就不要强胡！”
晏甫良只得发誓说，下次要做局，得把骑兵连长罗金贵叫来，绝不和鞠雄才这个狗逼打，毫无合作之精神。他抽了一阵子烟，逗了逗狗，也不好玩，实在没意思。又毕竟还是长官，放不下身段到兵营里去和兵士们推牌九。这夜才刚开始，就好像有一股火泻不出来似的。正商量着要拉谁来杀，老鞠忽然说，要不把那个姓谢的上海窑姐儿叫来。
晏甫良起先有些犹豫，老鞠说：“三缺一，找个人搭把脚罢了，又不是要宰她，也不是要嫖她。”他便想起当初把她从上海绑回来时，她不肯与生父相认，他劝她“百善孝为先”，她就拿上海话骂他，骂得十分难听。于是担心她要是不肯来，他岂不是没面子。
老鞠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大不了再绑她一回！你个当官长的，难不成还怕个婊子？”
他一听，有道理。于是晏营长大展虎威，叫两个卫兵去请谢小姐，请不动就一直请，请到愿意来为止。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听得外边有动静，过了一阵，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女人衣裙的声音。门帘一掀，一张白净小脸，原本低着，蓦地抬起来，和他打了个照面，他不知怎地就想起车氏祠堂前那墙《囊萤映雪》来。谢葱子他原是见过的，只是那时他们把她从上海押回来，逼她从良，正是人仰马翻时候，她披头散发，像个女鬼。今晚梳了头发，上穿一件白色紧身小衫，外套一件绣花的马甲，下着湖青色褶裙，底下一对丝绒鞋。手上没戴镯子，倒是戴了只明晃晃的小金表。定睛一看，那马甲上刺的竟都是外国纸牌花色，有梅花、方块，红心，黑桃。晏甫良见她领子上绣了一对A，便知她不是等闲裙钗，心里马上把她敬重到了十二分。光凭这身打牌行头，谢小姐就不愧是妓女界的副总统，堂子里的长三。本国国会要是有妓界一半的民主，当年也不至于选出袁世凯来。
他正将这位新近从良的谢小姐饱看一番，她倒从从容容把手套一脱，说：“场子都自己做起来了呀。”几人连忙帮她拉椅子，给她把纸烟孝敬上，这才像样。刚一坐定，老鞠又介绍起来，说我们这位晏营长，某陆军学校一等荣誉毕业，去年打皖军的时候，赫赫有名。这位黄副官，也是某陆军学校的。
谢葱子听了，笑道：“好多政坛要人！”
老鞠又说：“妹妹要是不来搭一脚，我们今日就预备实行三民主义。”晏甫良听他说这狗屁不通的风话，桌子底下猛踢他一脚，让他闭嘴。改了庄，老鞠和黄副官换了位置，坐到了谢小姐正对面去。晏甫良一看老鞠要来做自己上家，苦不堪言。谢葱子见状，便说起庄该她来起，掷了骰子，然后扬起一只戴着金刚石戒指的纤手，指挥黄副官还坐到晏甫良上面去，自己补了吴老板的空缺。又从袖中取出一个水红色丝绒袋子，说：“我手指头都闲得痒煞了，要叉就快点叉。”又问晏甫良：“几位老爷打几底的牌呀？”
他说五六十元钱的。她一听就笑了。他便说：“随便打打，没有你们场子上的手面阔。”
她低头笑道：“都是打着玩，哪个当他是正经事。”于是便搓将起来。这谢小姐一来，牌桌上的风水竟好了起来。未几，只听得老鞠一声怒骂：“姓晏的你不是人！”
他今晚头一次开张，志得意满，伸手去捞那张交通银行的票子，说：“快快给钱。”结果老鞠一手把那张票子按住，不许他拿，要他拿军用票。接下去几局，也都有输有赢，渐渐的桌上便有说有笑起来。老鞠问谢葱子：“我们这里今天新来一个洋人。妹妹在上海，洋人见得多不多？”她说：“怎么不多？那租界里面洋车洋马走着来，好像下西洋象棋一样。”又问她讲不讲得来洋文。
她说：“洋文——洋文嘛，还是讲过几句的啦。像那没结过婚的，叫他百切勒。有未婚妻的，那未婚妻就叫付昂赛。那些教会学校里的大学生，最会讲这些话。”他们便马上起哄，撺掇她去见见今日新来那年轻洋人。谢葱子佯怒道：“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人先生，你们要我出这般丑！”
老鞠粗声笑道：“你快去卖弄你那百切勒！”
谢葱子的脸顿时沉下来，默不出声。晏甫良说：“他妈的讲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又说从现在起要给桌上立个规矩：不许讲洋文，也不许讲上海话。
谢葱子说：“晏营长军纪严得唻，上海话都不许讲。”
黄副官在旁边说：“可怜我们大哥北方人在南方带兵，听够了你们这些“啦”呀、“嘛”呀的。谢小姐要是能讲两句他家乡土话，晏营长今日能和你拜把子。”
谢葱子一笑，然后老鞠就说：“就怕他老家那个付昂赛是个醋坛子。”
晏甫良想，这不是存心要拆他的台，在女人面前争风吗？却也只能回道：“什么付昂赛？”一边气急败坏地在心里琢磨，如何让老鞠带早操。就在这时，勤务兵小陈忽然进来，在他耳边说车校长求见，在前厅里，还带了个本地人。他牌兴正浓，有些恼怒，但还是叫小陈先替自己顶着。黄副官说：“小陈年纪这么小，打得来不？”那孩子不说话，径直就坐到位置上来了。他对小陈说：“赢的归你，输了算我头上。”把衣服上的扣子扣起来，出去见车校长了。
他掀开帘子，看见一轮明月挂在中天，在麻将桌前坐久了，热气都往脸上浮，身上竟觉得冷起来。前厅里的油灯下，影影绰绰的有两个人，原来一个是车校长，穿铁青色细洋布袍褂，头戴便帽，还有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又黑又干，像只板鸭，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一见他就跪下来磕头，磕一个说一声：“大人，救命！晏大人，青天大老爷，救命！”
没等晏甫良开口，车校长就用袖子撵了那人几下，让他别哭闹。那男人还是跪着，不肯起来，车校长便只好哈着腰，告诉晏甫良说，这是同族的车大普，论辈分是他堂弟。这个月十五还是十六的夜里，黄衣会的人又来了，劫了好多人家，这晏营长是已经知道的。只是抢别人家，都只是要钱，最大一宗，也只是把放在族人家的今年修祠堂的票子劫了。车大普家里没有钱，黄衣会就把他还在吃奶的小儿子抱走了，限十日之内交赎金。十日已到，车大普东拼西凑，还是没凑够钱，黄衣会夜里偷偷又来了一趟，把他的牛也牵走了。
车校长对着车大普，苦口婆心劝道：“我早跟你说了，别的人家里，被劫了也就劫了，也没人出声，怎么能就为你一家，要专门把官兵叫下来？”
车大普狠狠磕了几个响头，说：“是我该死，是我该死。”车校长又转过脸来，向他赔笑道：“他也是个懂事的，本来也不想惊动军队，小儿子抱走了，也就算了，只能认自己背时。可是牛牵走了，就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前几年收成不好，我这个堂弟本来就欠了一身债，现在牛也没了，实在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才来求晏营长做主。”
他只说了声：“知道了。”
车家两个人面面相觑，摸不透他是几个意思。他这几个月来，也剿过几次黄衣会。可黄衣会借地形之势，十分难剿。找炮兵连勘察过，角度刁钻，不适宜用炮，要是出动全营上山，又恐阎县失守。前月出动半个营，大受挫败，已不能再战。他几次三番去电团部，说阎县兵力太单，于战事上极感困难，请派支援。上头却回话说，现在订了休战协议，是政治敏感时节，阎县又是前线，若是大军开动，恐招惹是非。若无大事，就没有出兵名头。因此如今只能守住要道，每日派兵侦查。上山剿匪的事，一时半会儿是做不成了。
最后还是车校长问：“晏营长的意思是？”
他说：“我心里有数，替你留意就是了。”
车大普马上便哭起来，拿手抹着眼睛说：“留意，等你们留意，我的牛都被他们杀了吃了。”
他看着这个汉子，都做了父亲，还哭得这么可怜，只得劝道：“你这是被绑了肉票！让军队上去，你的儿反倒活不成，你别害了他！”
车大普说：“我心疼我的牛呀！”
车校长也骂道：“就你一个人的牛是牛么？别的人家里的牛，怎么没被拉走？”
那汉子听了，捶胸顿足，恨不得撞死在地上：“我又做错了什么呀，官老爷！”
他哭笑不得，只得说，牛总得带出来吃草，这几日叫巡逻的人往几个山坡上帮他看看，才把那汉子劝住了哭。车校长叹口气，说这人老婆在家，已经哭得昏死过去几回，家里还有两个大点的，也不过十一二岁。晏甫良便责怪道：“我说车校长，你们同族的，也不知道接济点。”把黑锅往车校长身上一甩。车大乾早料到了军队不会为一个小孩出头，晏营长的做派也还是官僚的那一套，摆明了不想管这事。他本来还想叫车大普先出去，自己再求两句，又想到这姓晏的年纪虽然轻，但作风好似打太极拳。实在懒得再与他打交道，干脆带上车大普告辞了。
再回到牌桌上，别的人还是热火朝天，晏甫良却顿生一种倦意来。他其实向来见不得老实人吃亏。然而也就是见不得罢了。再见不得，把头别过去，也就见不到了。于是又振作精神，专心打起牌来。只是这回没有心思说话，只看见眼前的牌骨碌碌滚来滚去，那牌面上的筒子，就像练枪法用的靶一样。他想起自己初入军校那阵子，才十五六岁，总在操练场上听教官训话，那时常听着听着就走神，看到边上有飞虫、猫儿之类就心痒。台上是个照本宣科的教官，来给他们做精神教育，在那里文绉绉地说：……是以国家养兵为民，诸君有志从戎，殊堪嘉尚。他这么想着，从牌桌上一抬头，正看到墙上挂着关二爷的像，是庇佑他们武德的，民十一年从关帝庙里翻刻而来。那个教官的话，竟好似还回响在耳际：愿诸君齐鼓爱国同仇之气，壮振武兴邦之心。三军一志，举国蒙庥。正中央是大帅的戎装肖像，他还时时留心有没有挂歪。按规矩，原来还要悬挂大总统训令的。他心想，真是该死，怎么搞的，竟然没挂上去？
要是真替那被牵了牛的汉子出头，又会怎么样呢？指挥官必须顾全大局。不要说是为了牛，就算是为了那个小孩子，他也不会派兵出去。他忽然想起自己打死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乱党”。他那时还没上战场杀过人，连“枪毙”都没学过。他还记得那连长把他叫来，说抓来了一个“乱党”，让他去枪毙。这事本来轮不到他，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但也只好把枪拿起来，到后院里去。完事后，回到营房里，才发觉腋下皆是汗，背上也湿了。直到那人死，晏甫良也不知道他作的是什么乱，结的是什么党。也是那些年人命如草芥，往往是随便扣个乱党的帽子，就把人处决了。
他虽然想往上爬，但一路走来，卖力办事，小心奉承，知晓自己位置，不逾矩，才能得上头一句“骁勇干练”，给他一个营长做。他既没有特殊的背景，也没有出得起“运动费”的身家，二十四岁坐的这个位置，已是许多人一辈子望到顶的地方了，所以格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政治上的事，他虽然也留心，但总是不能弄得十分明白。他想，大总统训令，到底放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这时，忽然听见谢葱子叫他：“晏营长？”
他麻木地从垫子下抽出钱来，有人得意，有人咒骂，小陈也走不动步子了，干脆倚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牌。他看到小陈胳膊底下夹着张报纸，便想起《东南新报》骂他的那些文章，都刊在一部叫《乱世风情》的小说的连载旁边，他还顺带着把第二十二回到第三十七回都追完了。早知道那台铸字机那么贵，当初就该捡些不值钱的东西砸。骂他的字眼，多看几次，也好像没那么刺耳，好像骂的不是他，而是某个虚无缥缈的晏营长。他还是听惯了别人叫他晏副官。就像从前跟着旅部在别处驻防时，每回上到司令部里，做跑腿的活儿，长官太太们就一口一个“晏副官”地唤他。他有一回听见有人偷偷问，这是哪个副官来着？别人告诉她：是长得好看的那个。他听了心里就有几分得意。几个长官在不远处钓鱼。旅长苏镜山的三姨太也弄了一杆，专心钓着，其余的坐在小椅上，摇扇子，夏天午后，好容易有一片不晒人的地方。他记得苏镜山那留着长辫子的年轻三姨太，把钓竿一扬，只钓了一片水花上来，又急又恼，鱼钩荡来荡去。他手疾眼快，捉蝴蝶一样把吊线抓住，说：“三太太别动，当心鱼钩挂到身上。”然后又从饵盆里捉一只红虫上来，给她把饵重新勾上去。她连忙闭上眼，冷冷地说：“我最怕这些虫子了，你快点挂罢，好了同我讲。”却又偷偷睁开一条缝瞄他。他不禁笑了一下，随即察觉许多双眼睛盯过来，便马上板起脸，手扬到额角，朝她们敬个礼就告辞。日色下这些花花的绸缎，懒散的女人，都是他够不着、也不能碰的。
可是如今也快了。十里庄刘家的姑娘，是叫金元来着不是？找了算命先生看过，说她有三十年的旺夫运。要是今年东南的战事能了结，他就回去把事办了，到时候把她接过来，也会有一顶跟在他马后的轿子，里面坐着他的营长太太。想到这里，他又朝谢葱子觑了一眼。她那一对纤长秀气的眼睛，好像没睡够似的，怏怏地半垂着。脸上别的部分，也都很精巧，瓷雕一般。那位刘家的金元姑娘长的会是什么模样？他那位北方老家的未婚妻，可千万不要是个裹过脚的。原本前年就该回去娶她，谁知前年要打仗。去年——去年更不必说，打得天昏地暗。如今他当了营长，马上就要有钱了。虽然赌钱输了不少去，但这些年还是存了一些月饷，能时常给家里寄点钱和东南的物产。他再多干个几年，说不定就娶得起她这样的女人了。谢小姐是知道他在看她么，否则怎么忽然瞥他一眼？要是有个她这样漂亮的媳妇儿，谁搁在家里心里踏实？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满脑子他的营长太太。
不觉已经夜深，听得窗外的春虫声，一阵慢一阵紧，老鞠也打起呵欠来，谢小姐和黄副官倒还端坐着，只是都一脸兴味索然。没有敌情的日子，驻防就是这样的空虚无聊。不仅是他，就是那些最底下的兵士，也没有事做，只是干等着粮饷发下来。白天出完操就睡觉，晚上就摇骰子、推牌九，他也不禁止他们玩这个，因为总好过他们去抽大烟、调戏妇女。他不知怎的又想起白日里那个新来的洋人来，对谢葱子说：那个美国佬，好像还读过大学。
谢葱子问：“什么学校？”
他说：“什么美国康奈尔学校。”
她一听，只说：“是个外国名字。”就不往下讲了，他还有点失望。他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年轻洋人的面孔，不知怎的竟很真切。那人话不多，有一种冷傲的架子。车家那个跪在地上的可怜汉子，到底还是有些搅乱了他的心神。把牌“啪”的一声放倒，今日牌桌上的功课就算是结了。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掏出一根纸烟，含在嘴里，低头划起自来火来。愈是在这种夜半人静时刻，愈容易生出青年人虚掷光阴的懊悔。他暗自想：明日非得早一刻睡觉不可。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再流连一局的功夫，大半个夜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