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

我擦干净微波炉，喝了剩下半杯咖啡就得去上班。钟立晚有会，连着早八的课，六点钟就出门了。他说起过他教什么，但我没记住，反正是文学相关，很衬他的气质。专业在我这里就是如同眼镜框和夹克衫的配饰，毕竟我大学念了个不知所云的专业，结局是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商场办公室做职员，负责和财会对接。这才没几年，商场倒闭了，早早经历下岗，没什么打击感，我的性格始终很迟钝，情绪微弱，在父母面前逆来顺受，在亲朋嘴边沉默寡言。

父亲总觉得只有北京好，我就应该去北京闯，为此毕业后时常为在家工作挨骂不争气，没上进心。我知道他在怀念那个破碎的梦，他呷着白酒看向窗外而不是电视里的那些情节日益扭曲零落的军旅剧时，多半在我的命运里嵌扭他自己的不甘心。

我想我只是认清自己。我是最普通最普通那类人，没有勇闯天龙国的资本。

我有时候自私自怨自暴自弃地想，不如更烂点，干脆生下来就智力低下，没有期待就一身轻松，只要不在地上捡东西吃就要被鼓鼓掌了。

要么生得像钟立晚一样，英俊又聪明。

我出门前看到他在鞋柜上留的字条，笔触潇洒风雅。

“穿大衣，今日降温。”

我捏着那张字条，回神已经挤在早高峰的地铁车厢里，汗水浸透纸张，软扑扑，皱巴巴。

我试图在一盒大头针一样的人群中，从来北京开始，不停在陌生人疲倦烦躁的脸上寻找钟立晚的用意，在那天晚上之后他怎么能若无其事地与我相处。可能他也在纳闷儿，时隔多年，接到我的电话，还是以极其尴尬怪异的腔调搜肠刮肚地寒暄。问他还记不记得相沅，他那边很安静，话里带笑，说记得，好久不见。

我想了很久的话，比如问他最近怎么样，问钟伯父怎么样，问工作忙不忙，然后自然地引到我要去北京打工，恳求他像我爸期待的那样，照顾照顾我——我没决定要不要这样说，但犹豫显然没意义，因为他根本就没让我有机会讲。

“在做什么？”他问。

“哦，之前做采购……”

我的声音都在发抖，只说了之前，之后还没想好措辞。他又笑，好像把手机换了一边拿，说我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啊，就现在，此时此刻。

我一时语塞，看着空荡荡的桌子和房间墙，在他的耐心等待里挤出回答：“就坐在这里给你打电话。”

“你出来——方便的话——出来看看月亮，”他提起我狭窄构思之外的话题，“今天是五十年里最圆的月亮。”

我实在想不到该怎么把话题继续下去，只能推开凳子到阳台上去。可惜阴天，傍晚刚下过雨，看不到月亮。

“看到了吗？”他的语气里隐隐有兴奋。

“嗯，看到了，”我意识涣散地应付，“很圆。”

“你想到北京来吧？”

我吓了一跳，转念想他这么有出息，央求他沾光的人一定不少。多年没联系的人忽然打来电话多半没什么好事，尤其是我，要么是要他参加婚礼，相亲借钱，要么就是能不能安排孩子去北京念书，能不能挂个阜外医院的专家号。

“嗯。”

“我记错了，”他说，“满月是下周二，你那天来吧，我监督你看圆月亮。”

我为被他抓包敷衍而面颊发烫，连再见都说得像蚊子叫，半晌反应过来这事或许成了。出来和父亲说，他深感欣慰，连连夸钟立晚有情有义颇有他哥哥风采。我回到房间，关上门，明明床就在眼前，连迈上去的力气都没有，腿软得发抖，又僵得不会回弯。我喘不上气，可能是因为阴天低气压，可能是因为害怕，我一害怕就喘不上气，没人带我去看过，至今不明原因。但高中时班级里有个小女生，因为告白失败哭到喘不上气叫了急救，我听她回来后和朋友说，是一种叫呼吸性碱中毒的情况。可能我也是如此，或者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到封闭了身体，不呼吸，不心跳，不记忆，俗称装死。

外面父亲在和母亲转述钟立晚让我去北京的事情。

但他们都不曾知道，我被钟立晚强奸过。

我刚刚给强奸过我的钟立晚打电话。

我即将去强奸过我的钟立晚身边生活。

母亲很开心，甚至已经开始开心到发愁我没法在北京安身立命。父亲嚷嚷着老首长一家有情有义，必然不会亏待我，要是留不下，那就是我自己没能耐了。

我在床上翻个身，带上耳塞就好了，可我就是想听他们说话。楼下有喝醉酒晚归的男人在骂骂咧咧，有一楼院子里那条臭烘烘脏兮兮到处拉屎的哈士奇混土狗的吠叫，这种拉扯耳廓的吵闹让我感到一种即将抓握不住的安全感。我拿起手机，微信里已经收到验证，钟立晚主动加好友，头像是一片漆黑。

有人说头像是互联网时代人的第二长相，心理学家可以通过使用头像的取向来描绘出屏幕背面的人的心理与真我。那钟立晚是什么，一片漆黑，一片深渊，一片宇宙尽头、我穿越过去便不知身在何处，或许已经被太空的张力五马分尸或焚烧成尘的黑洞。

我通过了申请。他很快发来消息。

一张到北京的所有航班的截图。

我想还是不要坐飞机了，钟立晚似乎能从我的沉默中自得其乐，打字来说，他可以帮我订机票，学校能报销。

我没有回复。

爸妈回房间去睡觉了，窗外有五颜六色的电动车动次打次地飞驰过去，狗又汪汪叫起来。

我后知后觉，可以欺骗爸打过电话了，编造不存在的回应，然后收拾东西自己上京。其实没必要联系钟立晚的，是吗，其实没必要把他的形象从我记忆的走廊里撕下来，又不是真的去订上门取煤气罐。我可能还是不擅长撒谎和隐瞒，现在仍有机会。所以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何时抵京，包括爸妈，我说我会在星期一动身去北京，但其实我在候车大厅里坐了一整天，搭星期二的火车，抵达时已经星期三，车上看不到五十年一遇的月亮。

出站时，远远看见瘦高男子，穿灰色高领毛衣与黑色长大衣，戴眼镜，向我微微笑，美玉无瑕。

“你错过了月亮，”他拉过我的行李，“还好，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从地铁下来，那件漂亮的新大衣已经沾满人的味道。我不知道钟立晚用什么香水，让我才穿了十分钟香衣服就对这种世俗的正常的气味开始有些犯恶心了。写字楼高得我心慌，乘电梯时没有人讲话，我被挤到最角落，尽量避免被触碰到，我想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被挤到身体都会皱着眉头啧一声，然后避开去撞其他人。

钟立晚问过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他或许可以帮上忙。那天他在火车站接到我，帮我殷勤地提行李，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我说都好。他从后视镜看我，又说北京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你待久了就知道了。我对食物和工作都没有要求，只看着窗外的风景往后流，把自己尽量躲在他的座椅靠背后面。

他说，你在这里就不要叫我小叔了。

“好。”

他想想：“叫钟老师吧，你和我一些学生差不多大。”

老师是好称呼，在身份上疏离，知识上暧昧。但我不喜欢老师，老师们也不喜欢我，所有老师，他们的眼睛要么放在出成绩的学生身上，要么放在那些经历青春期病的学生身上，前者满足升职加薪评主任，后者满足拯救问题少年于水火之中的英雄情结。我每次见了老师都放慢脚步甚至倒着走，生怕路过他们要打招呼。

“钟老师。”我也想不到更好的称呼了。

他稍微颔首，车子转向，有人别他一下，差点摩擦上。身体撞在车门上，我惊魂未定，以往坐出租车也遇到过，司机会破口大骂。而钟立晚不会，他只是避让，即便对方才会庆幸没碰上他昂贵的坐骑，他从车窗对对方和善地笑笑——您先过——大概这个意思。

钟立晚住一处老小区，两间打成一间。我总是在这种陈旧的地方看到他的痕迹，是不是情结未可知，但问他他也只会说是父母分的房子，他住习惯了，而且他也不是大富大贵的人。他说到这里对我偏了下头，自嘲了句：“臭老九，没几个钱挣的。”

“不一样了，”可能是被他轻松的态度感染，我被浆糊粘住的嘴终于撕开了，“现在老师都地位很高的。”

他放下拖鞋看向我。

“大学老师，不兴去开奥数班了。”

我的手一抖，手机就飞出去，吧唧，拍地上了。

落在他脚边。

他兴味盎然地看着我，等我走上前一步才弯腰捡起来，看了看，眉头就蹙起来：“摔碎了。”

我伸手想接，他抬手拿高了点，见我促狭不安的表情，才轻轻放在摊开的掌心。

“是不是空调开太冷了？”

他去风口试探，转过身不再看我。

碎裂的屏幕上推送一条新消息，妈发来的，问我在这边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我昨天坐在候车大厅和她撒谎说已经到北京，在等钟立晚。

“现在的孩子真的，吃钱的。这两天班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说他数学只考七十分，这还是我好吃好喝供着，就考这一点回来，以后高中都没得上的。我在这里累死累活地赚钱给他，我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他就考成这个样子。我给他找那个数学老师，一对一八百块一节课，他还考这么一点分。”

“要我说就多余补课，咱们小时候哪儿有补习班上，那晚上去少年宫写个作业画几张画儿的都少。”

“你那都什么年代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考上大学就能找工作。”

“甭提岁数这茬，你比我年轻几岁？再说——我正经八五后。”

“相沅，这个钉三份，一会儿跑腿来取。”

我没想到会在这时被点名，还在打午饭盹。这份工作枯燥得和上一份不谋而合，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对着电脑、接听电话和把同事的文件交给跑腿小哥。急匆匆站起来接过文件，那个长相比较着急的男同事忽然把我拉入聊天：“这儿不是有年纪小的，像他岁数这么大的，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才开始有课外补习吧，你补过吗？”

“补过。”我听不太清自己的声音，装订机把手被我握得都是汗。

“那也就补补数学和英语，现在的孩子，什么化学物理要补习不说，体育还要出去补课。”

我又看见满眼的深蓝色。

就像坐在沙发上，把碟片放进去，记忆在DVD里旋转起来，蓝色屏幕上写：读碟中。

每每我想起这件事，只能以深蓝色开场。

2003年时，小城的许多居民楼还未更换透明玻璃，比大城市滞后十年以上的发展速度，维持着世纪末的色彩流丽。红砖工人宿舍楼上是深蓝色深绿色的玻璃，厂家说这一款吸热功能很好，夏天房间里会凉快一半。我没觉得，每个夏天从一路公交车上下来，只有在跑进楼道的瞬间感觉阴凉，扑面而来的是咸菜缸和地下室的味道，飘飞的灰尘、满墙的小广告，往上跑，到三楼，敞开的淡黄色油漆的二道门，贴着金牌奥数，金下面那两个点被人撕掉了，牌又少了个片，就变成了全卑。

从重点初中退役的老教师非常擅长使我们“全卑”，奉行着唇舌的棍棒下出成绩的信条，整个弥漫着烟味、茶水味、下水道反臭味的小客厅里，那些刻着我爱你一箭穿心的废旧桌椅上下的摩肩接踵里，一点没有因为吸热玻璃凉快，可能是因为做不上题，我总是汗流浃背。

每次下课，我在那些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后面，形单影只地下楼，站在公交车站仰头，能看见的，也只是一列深蓝色玻璃。有人在后面晾晒袜子，床单，白色的，像天幕漂浮着云。有人敞着窗户，传出炒菜敲打锅铲的声音，不论怎么说，每次去上奥数课，我最喜欢的只有这个结束后等待的瞬间，意味着我受刑结束，在回家为只答对六十分的随堂测试而被骂之前，有个发呆的机会。

我的意识总是四散奔逃，在试图集中注意力回忆什么回忆得细致谨慎有声有色时，就像被挠了脚心一样，挣扎着要离去。我把订好的文件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填写地址，送出去，手机震动。

钟立晚：下班了吗？

钟立晚：我来接你。

我：还没有，我坐地铁就好。

钟立晚：我想看看你穿那件大衣好不好看。